《水浒传》是“腐败全书”新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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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水浒传》是“腐败全书”新解

 

《水浒传》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,历来说法不一。有人说,《水浒传》是一部农民起义的教科书,也有人说,《水浒传》是一部投降主义的宣言书,“《水浒》这部书,好就好在投降。做反面教材,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”。笔者却以为,《水浒传》是一部“腐败全书”。

《水浒传》以北宋末年为背景,但小说并非史书,当然不好说北宋是最“好”的历史时期之一。因此,本文只以小说为蓝本,而不管作者所指到底是“汉朝君”还是“晋朝臣”。

《水浒传》问世以来,批评者不乏其人。明代批评家余象斗在评林本《题水浒传叙》中,对小说的时代背景作过如下描述:“宋德衰微,乾纲不揽,官箴失措,下民咨咨,山谷嗷嗷……”同代另一位批评家李卓吾则指出:“宋室不兢,冠屦倒施,大贤处下,不肖处上。”在他们看来,北宋末期虽然经济发达,文化繁荣,但执政集团绝不是一个清廉政府。小说中的徽宗政权集中了政治腐败、吏治腐败、司法腐败、狱政腐败、社会腐败于一体,外表光鲜的宋朝花花世界,已呈现出“金玉其外,败絮其中”的特征。

一曰政治腐败,浮夸伪饰。《水浒传》并非北宋末年的全景图,由于梁山人物的活动背景置于宣和年间,势必涉及当时的皇朝政治。杨志去东京跑官,路经梁山,与林冲有过一番拼杀,他在叙述自身经历时说,他曾任东京殿司府制使,“道君(宋徽宗)因盖万岁山,差一般十个制使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,赴京交纳”。杨志的一段话竟然提到徽宗皇帝的两大“政绩”,一是“万岁山”,一是“花石纲”。“万岁山”是一实体工程,“花石纲”是一物流系统,后者主要保证前者的原材料。

如同所有的专制政权一样,刚吃了几天饱饭,获得几天喘息,统治者马上就以为进入了太平盛世,下意识地产生了英明领导、事业辉煌的虚幻与浮夸。“万岁山”就是宋徽宗倾举国之力打造的一个巨大“盆景”。此山坐落在开封之艮位(东北方),为了保障这项重点工程,朝廷在苏州专门设置应奉局,专事搜罗奇花异木,嶙峋美石,经由水路运往京城。这些船队,十船一组,称作一“纲”,此即“花石纲”之由来。一位生于两宋之交的文人张淏写道:“灵璧太湖诸石,二浙奇竹异花,登莱文石,湖湘文竹,四川佳果异木之属”(《艮岳记》),都成为搜求强夺之目标。侵扰范围之广,远不止于东南江浙一带。为保障花石纲的运输,事关国家民生的漕运被排挤,漕船和商船被强行征用。建成后的万岁山果然不凡,身为才子的宋徽宗如此盛赞万岁山美景:“天台、雁荡、凤凰、庐阜之奇伟,二川、三峡、云梦之旷荡,四方之远且异,徒各擅其一美,未若此山并包罗列,又兼胜绝。”可惜好景不长,这项历时六载,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竣工不久,即遇金兵进犯。刚刚继位的钦宗皇帝,在金兵围城的危机关头,命取苑中山禽水鸟十余万尽投之汴河,并拆屋为薪,凿石为炮,伐竹为笼篱,又取大鹿数百千头杀之以饷卫士。至都城被攻陷,居民皆避难于寿山、万岁山之间。

二曰吏治腐败,任人唯亲。按说,对于皇权专制政体,任人唯亲原本算不了什么。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;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”,整个国家都是赵家的私产,即使是朝廷命官,也不过是赵宋朝廷的管家或私役。其实,即便朝廷为一姓之“家天下”,也不希望江山社稷在本届政府手中关门歇业,不仅有着“二世三世、万世延续”的远大理想,既得利益集团也怕失去养尊处优的种种优惠与途径。然而,从古至今的道理,开国君主,励精图治,比较自律;后世子孙,坐吃山空,不懂珍惜。在这个阶段,皇上用人不再是为了国祚永续,皇权永固,往往安排一些驯服听话、奉迎媚上的“圈子”或“裙带”。

北宋时期的府州,大抵相当于今天的地、市。在小说中,许多地市一级的干部,大都是中央领导的亲眷或家族。青州知府慕容彦达是徽宗皇帝慕容爱妃之兄,江州知府蔡得章是当朝太师蔡京之子,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则是蔡京的乘龙快婿。那位只知姓贺不知其名的蔡京门人,也被委任为华州太守。高廉因系高俅的叔伯兄弟而做了高唐州知府,程万里因曾在童贯府中当门馆先生而成为东平府太守。北宋末年,欲在官场谋个一官半职,有亲友者投亲友,有裙带者攀裙带,无亲可投,无裙可攀者,就只有“买官”了。

杨志只因时运不济,黄河翻船,失陷花石,而畏罪潜逃。朝廷赦免后,他不顾山遥水远赶到东京,把辛苦积攒的金银财物,买上告下,试图官复原职。钱花光了,官没谋成,反而被高太尉臭骂一顿赶出殿帅府,落了个人财两空——下梁不正往往由上梁导致。高俅这样一个“浮浪破落户子弟”,只因走了“小苏学士”、“小王都太尉”(哲宗皇帝妹夫,神宗皇帝的驸马)、“小舅端王”(即后来的宋徽宗)的门径,于是飞黄腾达,一步登天,竟然成了北宋朝廷的最高军事长官。高俅之所以成了气候,与当时的制度密不可分。正如金圣叹所批:“小苏学士,小王太尉,小舅端王。嗟乎!既已群小相聚矣,高俅即欲不得志,亦岂可得哉!”皇权专制本身就是家族政治,正是这种千丝万缕、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,使得北宋官场腐败丛生、污浊不堪。

三曰司法腐败,徇私枉法。在古代中国的皇权社会中,各级政府既是行政机关,也是司法机关。封建专制政体的特征之一就是行政、司法合一。先不说皇权法律的“私”法性质,地方官员也基本上将法律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。阳谷知县因收了西门庆的银子,尽管武大郎被害证据确凿,却不肯立案,终于迫使武松走上了杀人维权的“非正当途径”。负责审理此案的东平府尹陈文昭,只因对武松有些许好感,遂勾结省院刑部,上下其手,在司法文书上做手脚,武松的死罪变成了活罪,只判了刺配孟州牢城。那位“为官清正,做事廉明”的郓城知县,在宋江杀害阎婆惜命案中,官官相护,故意纵放,真正的杀人凶犯宋江逃之夭夭,却让旁观者唐牛儿做了替死鬼。

县级官员如此,府州官员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作为孟州驻军军官的张都监、张团练,勾结黑恶势力,为争夺快活林,当了蒋门神的保护伞。在北宋司法腐败的链条上,小说中有两类人体现得更为直接与明显。一类是当案孔目。孟州的叶孔目之于武松案,登州的王孔目之于解珍解宝案,大名府的张孔目之于卢俊义案,都是吃了原告吃被告,以游戏法律程序,玩弄法规律条为能事。只有开封府的孙孔目在林冲一案上,其表现尚可圈点,他不仅一语道破了北宋司法的实质,而且予林冲本人以实际帮助。再一类是押解公差。如果说押解武松的公人是出于敬佩武松的为人而不曾为难于他,押送宋江的张千、李万则因收受了宋江的银子而擅自为其开启枷锁。江州知府查问时,两位公人还曲为遮掩,“于路上春雨淋漓,却被水湿坏了”。

通览全书,最大的司法不公体现在林冲冤案中。高俅作为北宋最高军事长官,只为满足养子霸占林冲之妻的目的,竟然对林冲栽赃陷害,并对具有管辖权的开封府颐指气使,直接干预案件的定性与程序,不仅酿成了《水浒传》的最大冤案,而且在林冲刺配沧州之后,又几次三番派人谋害。正是由于高俅的徇私枉法,才制造了一起名副其实的“逼上梁山”。有执法权的如此,无执法权的也是如此。武松孟州入监,施恩为之上下打点;宋江郓城杀人,朱仝为之上下打点;宋江充军江州,吴用为之上下打点;卢俊义北京蒙难,柴进、李固都要打点,不过,一个是要他活,一个是要他死。只要有案子,就会有打点;只要有打点,就会有冤案。每起案件,都会有涉事官员盆满钵满,都会有无辜百姓啼饥号寒。

四曰狱政腐败,黑狱邪恶。狱政腐败是司法腐败的组成部分。由于在小说中狱政腐败特别突出,有必要对此单独提起。狱政是司法体制的基层单位,大体限于牢城营内。书中有一段专门描写了监狱的恐怖:“推临狱内,拥入牢门。抬头参青面使者,转面见赤发鬼王。黄须节级,麻绳准备吊绷揪。黑面押牢,木匣安排牢锁鐐。杀威棒,狱卒断时腰痛;撒子角,囚人见了心惊。休言死去见阎王,只此便为真地狱。”狱政腐败的人格化是管营、节级与差拨,他们是北宋司法体制的“末梢神经”。不过,这些人决不可小觑,所谓“县官不如现管”,任你是高官富商,任你是英雄豪杰,一旦落到他们手中,不死也会脱层皮。宋太祖武德皇帝当初立下一条规矩,凡是新发配到牢城营的囚犯,都必须打一百杀威棒。这个规定不仅赋予了管营、差拨合法的加害权,也为其榨取钱财留下了自由裁量空间。打与不打,打轻打重,端看孝敬的银子是否到位,以致这种银子成了“常例钱”。林冲刚被押入沧州牢城,同监犯人就告诉他:“若得了人情,入门便不打你一百杀威棒,只说有病,把来寄下;若不得人情时,这一百棒打得个七死八活。”果不其然,林冲只因掏银子的动作慢了半拍,就被差拨骂了个狗血喷头。

武松被押到孟州牢城,从囚徒那里得知一个杀威棒之外的黑刑:“他到晚把两碗干黄仓米饭来与你吃了,趁饱带你去土牢里,把索子捆翻,着藁荐卷了你,塞了你七窍,颠倒竖在壁边,不消半个更次便结果了你性命;这个唤做‘盆吊’。”“再有一样,也是把你来捆了,却把一个布袋,盛一袋黄沙,将来压在你身上,也不消一个更次便是死的:这个唤‘土布袋’。”那施管营不仅在开发黑狱方面不乏创新思维,而且纵容其子非法经营。只因碰到一个拳头、后台更硬的蒋门神,武松这个囚犯才被当作打手来利用。北宋监狱管理人员的权力有多大,在江州牢城节级戴宗身上得到了验证。戴宗尚未认出宋江之前,只因宋江没有及时送上“常例钱”,于是有了如下对话——宋江说道:“节级你要打我,我得何罪?”戴宗喝道:“你这贼配军,是我手里行货!轻咳嗽便是罪过!”宋江道:“你便寻我过失,也不到得该死。”戴宗怒道:“你说不该死!我要结果你也不难,只似打杀一个苍蝇!”

五曰社会腐败,官匪同流。所谓“社会腐败”,其实不确,本意是指腐败已经超出了官场的范畴,这里只得姑妄言之。三阮上山之前,属于典型的草根阶层,受尽官匪双重盘剥。阮小五道:“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,便害百姓;但一声下乡村来,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、羊、鸡、鹅,尽都吃了,又要盘缠打发他。”梁山草寇占山为王,对三阮的生活影响很大,阮小二却说:“我虽然不打得大鱼,也省了若干科差。”可见,“苛政猛于虎”并非妄言。何涛带人缉捕劫持生辰纲的要犯,晁盖等人藏身石碣村的芦苇丛中。官兵一到,首先抢劫民船。金圣叹就此批道:“殊不知百姓之遇捉船,乃更惨于遇贼,则是捉船以捉贼者之即贼,百姓之胸中久已疑之也。”也就是说,在百姓的生活体验中,官匪原本就是一家,官府对百姓的祸害,一点不亚于盗匪。偏偏在《水浒传》中,官匪勾结、警匪勾结司空见惯。小旋风柴进身份特殊,他本是大周皇帝柴世宗的子孙,赵匡胤陈桥兵变夺了皇位,便给柴家敕赐丹书铁券,罪不加身。柴进利用这一特殊身份,专一结交犯罪分子,且与水泊梁山来往密切,宋江、武松犯罪后都曾受其庇护,他甚至为林冲开具了上山为寇的介绍信。梁山泊后来成为朝廷心腹大患,柴进罪莫大焉。

我们说朝廷官员腐败,其实梁山中人也绝对不乏腐败分子。宋江、朱仝、雷横、戴宗、李逵、蔡福、蔡庆等人,哪个不是以权谋私,收受贿赂?宋江本是郓城县押司,大小也是个公务员,却专一结交盗匪山贼。晁盖等人劫持生辰纲事发,济州府派人督办缉拿,宋江不是恪尽职守,协助破案,而是快马加鞭通风报信。晁盖一伙落草为寇,宋江仍然与之联系密切。朱仝、雷横曾是郓城县都头,大约相当于公安局长或刑警队长。警匪勾结,吃拿卡要,早已司空见惯。晁盖等人劫持生辰纲,犯下弥天大罪,朱仝、雷横在实施抓捕时,却争先纵放朝廷要犯。戴宗原是江州两院节级(相当于监狱长),宋江被刺配江州,戴宗见有老友吴用的关照书信,不仅不把宋江当作囚犯,还整天与之称兄道弟,觥筹交错。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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