怕生病怕失业小孩大了要上学民国白领为何无钱买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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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想到也许会生病,也许会失业,小孩大了要上学,家里开销只会越来越大,而收入却随时面临减少的危险,所以“他恐慌,他忧虑,他愁思,他终日仔仔地想到钱”。

 

怕生病怕失业小孩大了要上学民国白领为何无钱买房

1933年,美国社会学家库斯在天津做过记账式调查,市民的人均月薪是21块大洋,而来津务工的农民平均每人每月只能挣到9块大洋的工钱。双方的居住条件差别更明显:市民或有祖宅,或有自建的新房,至不济也能在大杂院或者多层公寓里租一间小房住;农民呢?如果住不进厂里的集体宿舍,那就要跟同乡们联手,在垃圾场附近的空地上搭建起最简陋的贫民窟。

奇怪的是,虽然农民收入低,住得差,却比市民活得还要开心,因为他们的消费层次本来就低,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本来就少,只要不染上赌瘾,只要不患上重病,那微薄的工钱完全可以让他们活得志得意满,乐不思蜀。与此同时,市民却总是感觉到钱不够花,日子过不下去,活得越来越消沉。

1930年2月27日,《大公报》刊登了一位“白领”的家庭账本,从中可以窥见当时市民的生活情形之大略。先交待一下这位“白领”的背景:念过大学,在某公司做中等职员,月薪50块大洋。

严格讲,那会儿每月50块大洋不算高薪,因为当时大学教授的月薪在100块到600块大洋之间,知名作家如鲁迅、茅盾、张爱玲等人,平均每月也有几百块大洋的进账。不过跟大多数普通人相比,月薪50块已经相当了不起了。陈存仁回忆录《银元时代生活史》中提到上海绸缎庄高级账房的收入——月薪仅10块大洋;鲁迅小说《祝福》里的女主角祥林嫂在地主家里做女佣,一年工钱才12块大洋;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在北京拉洋车,吃最便宜的大饼,住房不要钱(住在车厂的集体宿舍里),从不赌钱,从不嫖妓,从不花钱看病,结果呢?“整整的三年,他凑足了一百块钱”。

那时候,天津老城区的宅院很便宜,上千块大洋能买四间瓦房;北京的宅院就更便宜了,几百块大洋就能买一所小型四合院。这位白领月薪50块,买房一定不在话下,可是他却没有买房。他已经结婚了,有一个妻子,还有一个初生不久的女儿,可他仍然没有买房。

他觉得钱不够花,他的薪水勉强只能应付开支,绝不可能攒钱买房。下面是他每月的记账单:

“10块钱租了一层全楼,连了一盏25支光的电灯。”

“住的地方离公司远,天天要叫洋车,费3块钱车费。”

“衣服扯5块钱一个月,帽子、鞋袜都在内。”

“随便看一次影戏,或是同着邻居打几回搓麻雀,一块娱乐费也是要的。”

“肥皂、草纸、纸笔、理发……4块钱杂费尤其不能省了。”

另外他还要买米买面,买肉买油,要给女儿买洋奶粉,要和妻子去参加朋友的婚丧喜庆,要招待“乡下来的亲戚”,偶尔感冒一回,要买阿司匹林……“在市上看见了一对花瓶,买了回来,欢喜得了不得,供在台上,看着也开心,可是又花去了一元二角大洋”。

月底统计各项开支,他总会花出去50块大洋以上,结婚前积攒的四五十块大洋很快就没了。

他想到也许会生病,也许会失业,小孩大了要上学,家里开销只会越来越大,而收入却随时面临减少的危险,所以“他恐慌,他忧虑,他愁思,他终日仔仔地想到钱”。

“仔仔地”是方言里的语气词,表示特别强调,可见,他活得很焦虑,很紧张,很有危机感,跟当代中国大城市里的普通白领,一模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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