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批媒体人看上面脸色办事“右派记者”戴煌病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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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批媒体人看上面脸色办事“右派记者”戴煌病逝

《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》等书作者戴煌,2016年2月19日16时13分因病于北京市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逝世,享年88岁。

据中国作家网提供的官方信息显示,戴煌出生于1928年,原名戴澍霖,江苏阜宁人,中共党员,1957年肄业于外交学院英语代训班,1944年参加 新四军。戴煌历任苏北射阳县文工团团员、分队长、音乐组长,苏北文工团团员、文学组长,新华社军事记者、政治记者、机动记者,高级记者。

戴煌于1944年开始发表作品,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著有《戴煌通迅报告选》、《宝贝鱼》、《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》(罗盛教)、《海岸线上》、《胡志明主席印象记》、《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》、《九死一生——我的“右派”历程》、《直面人生》等。

“刺头”戴煌

下午三点,阳光温暖,藤萝缠绕的凉亭,五六只小猫跑来跑去。离休多年的新华社记者戴煌在老伴的搀扶下,拄着拐杖走出书房来晒太阳。

这里是北京市延庆县的康庄镇,八达岭长城、康西草原近在咫尺。冬春在宣武,夏秋在延庆,成了戴煌老两口几年来的生活规律。

83岁的戴煌,腿脚不很灵便了。

推门进客厅,他正伏在宽大的餐桌上卖力地写着文章。一沓方格稿纸,他已经写完了五六页,字体工整而挺拔。每写完一页,他便扶一扶老花镜,抬起头来,亮出光亮的脑门儿。

“哎呀,整齐不整齐,看不太清啦,我就是抄着影子往上写啊。”把笔放到桌子上,接过老伴递来的湿毛巾,戴煌擦了擦汗,操着浓重的苏北口音,感叹自己的视力越来越不跟劲。

戴煌随和而健谈。他听力尚可,反应很快,三四个小时的时间里,说到有意思的事,会开怀大笑起来,甚至手舞足蹈。提起可憎之人,他常毫无忌惮地狠批上几句。而念及伤心过往,他不只一次哽咽无语,老泪纵横。

戴煌对数字尤其是年份日期特别敏感。他会清晰地回想起某年某月某日中央作过什么决定,他自己做了什么说了什么,而他做的说的,又是如何被添油加醋、上纲上线地扭曲。

新四军、新华社记者、右派、劳改、判刑、入狱、21年、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……这些关键词,组成戴煌一生的命运大腾挪。

1928年出生,16岁入党,19岁进入新华社,在记者这一岗位上,戴煌多次冒着枪林弹雨,从战地一线发回过各种报道。从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,到朝鲜战争、奠边府战役,在划成右派之前,他已是新华社的高级军事记者。

志愿军战士罗盛教冰窟窿里舍身救朝鲜小朋友的事迹,是戴煌从朝鲜一线发回新华社的大量作品中的一篇。这篇通讯经新华社播发没多久,故事传遍了全球,随即被选入中国小学语文课本。

1957年,整风,反右,作为老党员,戴煌向党中央直言进谏,提出反对神话和特权。因此被流放,判刑,命运一落千丈。

当右派身份去除,名誉恢复,再回新华社时,已是1978年,这时戴煌已经五十多岁了,距离1990年新华社宣布他退休,只剩12年。

物是人非,痛定思痛,戴煌对时局时事有了不同以往的深刻认知。

戴煌有过反省,自知太耿直,容易得罪人。可直到今天,他也不认为这是什么缺点。

1962年,无力承受周遭指指戳戳的前妻,选择了和右派戴煌离了婚,先后带走了两个女儿。

两年后,来北京探亲的女工潘京荣,经人介绍认识了戴煌,和他重新组建了家庭。戴煌对妻子的无私大爱深为感动,他动情地将潘京荣唤为潘雪媛,“雪中送炭、雪里来援”。

后来,这个名字写入了户口本。

婚后没多久,戴煌再度被囚于山西,此后多年间,妻子潘雪媛带着他们婚后再生的两个女儿,独自支撑着贫苦的生活,背负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,精神几度近于崩溃。

沉痛铭刻在了心里。

老伴一次次地给戴煌擦拭着泪水,劝他忘掉伤心事,多想快乐时。

现在80多岁了,身体常有小恙,即便如此,每年戴煌仍要接待很多找到家里的访民。他替他们转交材料,为他们的不幸奔走,甚至亲自陪着他们去上访,或为他们联系记者、律师,以求申冤,以求公道。

对这些当事人,他直言感同身受。

端过老伴递到嘴边的茶水,戴煌喝下几口,接着,他颤颤巍巍地,从身后拿出一份稿件,这是他在前几天才写完的一篇,是应新华社80周年社庆征稿所做的。

“新华社,八十年了啊,可是有多少时候,它在讲真话呢!”戴煌皱紧眉头,语气沉痛。

从老革命到战地记者

南都周刊:在成为战地记者前,你已经是新四军的一员,现在回头看,是个老革命了。

戴煌:我12岁就准备参加八路军,家里边都不同意,结果后来就当了学校的儿童团长。1941年春天皖南事变发生,粟裕的一支部队正在我们那儿打游击,借用了我们学校的场地,要开一个声讨国民党的大会。因为我是学校的儿童团团长,他们也请我到会上看。我看到了整个部队里的兵,很气愤地把刚刚戴到帽子上的国民党的帽徽,纷纷撕下来,放在脚下踩。他们对国民党很不满。

1944年,我就参加了新四军的一个文工团。穿上新四军军装后,回家让我父母看看,想着让他们高兴高兴,但是家里人很害怕。那时候参加新四军,怎么得了啊。被日本鬼子发现了,全家大小都要“撕拉撕拉”的。所以就改了名字,也改了学历。这样别人调查,也不知道我是哪个戴家的人。

南都周刊:加入新四军时,你父亲是不同意的?

戴煌:是啊,父亲很不屑,他看不起我。他说,你不应该参加新四军,应该参加国民党的队伍。我父亲说,孙中山把清王朝推翻了,这是伟大的,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的事业,是革命正统。我父亲就是这种思想,这方面我和他没怎么交流过。

我在参加革命的时候,我的长辈们相信国民党是主流,相信共产党的不多。当时参加革命的人,都是想打出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共产主义天下。国民党已经反动了,我认为当时共产党是好的。

我上面有四个哥哥、一个姐姐,我排行老六。父亲上学时成绩很好,虽然没有考上举人,论资历相当于贡生吧,在当地是比较有名的,后来他学医,成了一个医生。在我小的时候,我们家在镇上有好几家店铺,谈不上最富有,但家庭经济没有困难,有名望。父亲也希望我学医。我十几岁读初中补习班时,他就拿出很多医书让我看,让我背。我没兴趣,背不出来。

南都周刊:你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好感是从哪里来的?

戴煌:我出生在江苏阜宁沟墩镇。1940年,黄克诚的部队到了苏北,就是从这时,我对共产党有好的看法了。

为什么这么说呢?在这之前,国民党的部队,每次经过我们那个小镇,都要在街上饭馆里大吃大喝。而八路军来了以后,各个连队加起来有好几千人,他们在空地上集合,坐在自己的小背包上。

那时候已经是深秋了,我们这些在旁边围观的,都穿上袍子甚至套上棉坎肩了,可他们还穿着单衣甚至光着脚。他们高唱着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》,唱着《黄河大合唱》,劲头很足。他们在镇上住了一个礼拜,我没看到过他们有任何一个人吃过饭馆,吃烧饼油条的都没见过。

我当时就觉得,他们和国民党的部队不一样,这才是人民的军队,我要加入到他们中间去。

南都周刊:当时你对国共两党的异同还有哪些了解?

戴煌:我讲一件小事吧。1936年夏,蒋介石五十大寿,当时我才八岁。我们这些小孩子啊,排着队,拿着小旗,在街上走,喊着“蒋委员长万岁”。结果到了冬天呢,发生了西安事变,蒋介石被张学良扣起来了。

可在扣起来之前,蒋介石是中国国家元首的待遇啊,但我父亲和邻居们是讲过蒋介石的笑话的。我父亲说,蒋介石到了西安,他到华清池洗澡去了。正洗着呢,有人从外面推门向里边一看。哎呀,洗澡池子里,躺着的不是一个人,是一个大乌龟。后来这个人就说,蒋介石其实是大乌龟变的。

父亲讲完以后,大家哈哈大笑。可是大家一笑也就完了,没人汇报到蒋介石那里去。这件事情我记忆非常深刻。

南都周刊:为什么?

戴煌:后来我长大了,被打成右派了,就老想起这件事。

我们这些人啊,参加革命的时候,对共产党强调的那些口号,非常信服啊,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。到现在都信服。结果打下的天下呢?

“多数人在混饭吃”

南都周刊:在文工团期间,怎么成为记者的?

戴煌:演戏唱歌我也参加了。但是我不是喜欢写文章吗,打下淮阴了,我就写过一篇文章《战士和群众》,当年就被苏北报纸评为“九一记者节的好稿”,那时候记者节是9月1号,现在变成11月了,那时我17岁。

后来,文工团按个人爱好分成4个组,包括音乐组、美术组、戏剧组、写作组,我是写作组组长,那时候我18岁。后来又要成立各个分区的新闻记者联合会,我被提名为盐阜区的新闻记者联合会理事。

1947年,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成立,就把我从苏北文工团调出来当记者去了。一起调了3名记者。进入射阳县文工团是1944年,进新华社是1947年。在这三年时间里,我从射阳县文工团,到苏北文工团,到新华社,经过了这几个阶段。到新华社,我又先后去了越南、朝鲜等地采访报道。从国内到国外,现在记得的有三四十回,经历枪林弹雨啊。

南都周刊:1957年,你被打成了右派。

戴煌:当时,因为我说的那句“反对神话和特权”,让我去北大荒劳改,回来后在新华社做资料工作,不当记者了。后来又说我坚持反动思想,1964年又把我开除公职,送去劳动教养。1969年林彪一号命令,很多干部去五七干校,又把我们在天津北京上海的右派分子,押送到山西去劳改。

直到1978年,我被恢复党籍,恢复行政级别。但这不叫“平反”,而是“改正”,没有赔偿。牢是白坐了。像我这样受苦,要补我几百万才对啊。国庆节过了后,我就重新跨进新华社的大门。

直到1990年最后一天退休,我在新华社干到将近63岁。

南都周刊: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退休?

戴煌:我告诉你吧,本来新华社是叫我们一直这样延续下去的。以前有人延长到了70多岁才退休。62岁退休也无所谓,但是,按照中央的规定,在我退休以前,单位一定要通知到我本人,而且要问问我有意见没有。但这事儿我根本就不知道。他们有人写了个离休报告,把我们这些人的关系打到老干部局去了。

隔了几个月,老干部局打电话给我说,老戴呀,你已经离休了呀。我一愣。当时我还在单位上着班呢。

南都周刊: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?

戴煌:我这个人比较刺头嘛。

对穆青,我就看不起。焦裕禄的报道本来是周原写的,他们后来补充采访,对周原的稿子只改动了几个字,然后穆青把自己的名字也加了上去。我很看不惯。后来他还向北京日报女记者说这个文章是他穆青写的。

退休前,我有一个稿子,写的是一机部副部长沈鸿。穆青把我的稿子拿去了,但他迟迟不表态。大概想在上面加他的名字吧。我很不客气地把稿子要回来了。

后来郭超人当新华社副社长了。他去过我家里几回。他劝我说,老戴呀,你得多到后面去跑一跑啊。也就是多到穆青家里跑一跑。我才不去呢。

穆青和李普后来住在同一层楼里,他们一个在这边儿,一个在那边儿,挨着。李普和我关系很好,我经常去找他聊天。但我就是不到穆青家里去。穆青派他老婆到李普家里,想看看我和李普到底在谈些什么。

我这一辈子啊,就这个脾气,看不惯的人,天皇老子我也不怕,也不理。

南都周刊:作为一名老记者,你评价下当下媒体?

戴煌:我觉得,媒体应该主持正义,应该按照宪法的精神去讲真话,应该把个人利益摆在次要位置,要有革命的勇气。

现在的媒体啊,虽然并非全部是官办,但它要维持生存啊,即便它心里不服气,表面上要装作服气的样子啊。现在的媒体人啊,很复杂,有好的,有胆识,但为数不多,多数人是在混饭吃,在看着上面人的脸色办事。

南都周刊:回过头来看,在新华社待了这么多年,你对这个机构有哪些自己的认识?

戴煌:1949以前,新华社是很好的,它讲真话;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几千万人,国庆十周年时,新华社居然还在那里宣传全国大丰收。

2010年5月,胡耀邦时代最后一任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去世了。新京报关于朱厚泽的历史和为人,登了一整版的内容。新华社呢,它只发了两三行字的小消息,连朱厚泽曾经当过中宣部部长这回事都不提。这是偶然的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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