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院撤销136万补偿补助新疆8岁少年接种疫苗致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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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10月,王红军父子搬进了韩家庄子村的棚房。初到时,地上堆着砖头和动物粪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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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10月,王红军父子搬进了韩家庄子村的棚房。初到时,地上堆着砖头和动物粪便。

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,王红军家差点拿到的136万元补偿补助再次泡汤。

回到新疆霍城县韩家庄子的家中,他点上一根烟,一言不发。

儿子正趴在床上。掀开旧被子,尿味扑鼻而来,这个12岁少年臀部凹陷着4个烂坑,王红军比了比,最宽处能放进食指前两截。他摇了摇儿子的脚腕,一下,两下,还是动不了,只掉下几片脚丫的皮屑。

“2012年打完疫苗就高位截瘫了。”王红军轻轻合上被子,“3年多了,他没有站起来”。

事发当年,中国疫苗预防接种达10亿剂次,中国疾控中心官员曾称,其中疫苗不良反应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到二。在日本,这种低概率、高痛苦的事,被比作“恶魔抽签”。

补偿补助成为“中签”家庭的唯一希望。二审法院撤销补偿补助,认为此事曾由县卫生局处理,所以“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”,县卫生局则建议王红军回法院申诉。

没有机构愿意认错。王红军像上了发条,每天重复着换洗尿布、要补偿,“一天一天这样过,一年一年这样过”。

2016年春节已过,他还没去成智利,家倒是被迫挪到了另一个村子

王红军的心事全藏在抽屉里。当地几乎夜不闭户,但这个堆满病历、鉴定书、接种本和法律文书的抽屉,是家里唯一上锁的地方。

2015年10月,王红军从40公里外的老家莫乎尔牧场搬到这里。韩家庄子村地处中国西部边境,北京时间上午10点多天才刚刚亮。

在老家,他有4间房、17亩葡萄地,年景最好的时候,净收入就有七八万元,“我和别人开玩笑,说我拿的是年薪”。

葡萄像王红军的人生晴雨表。刚开始种葡萄的时候,他结婚了,2004年除夕儿子出生。全家围在一起,都说这是“双喜临门”“全国都在庆祝”。“喆,两个吉,图个吉利。”他给儿子起名“小喆”。

葡萄大卖的2008年,王红军入手了一台联想电脑。他幻想,再过几年,自己就可以买车。一个福建商人还力邀他去智利,做海外葡萄生意。

转眼,2016年春节都过了,他没去成智利,倒是挪了个村子;他没买成车,出远门常要借一辆车龄10年以上的“大众”;他甚至不再种葡萄了,因为葡萄卖价从每公斤五六元一路跌到两三元,至今化肥钱还欠着。

2015年夏天,他与3个朋友改行养鸽子,地点在韩家庄子村两排废弃的棚房。

“现在鸽子才600只,一只能卖20多元。”他算了算,马上改口“还不能卖”,应该等规模再大一些,“今年是没法赚钱了”。

鸽子600多只,棚房合起来却有将近1000平方米,“空旷”得吓人。棚房以前是用来养牛的,镇上愿意免费借他们先用,鸽舍才选到了这里。

王红军父子住在鸽舍隔壁,尽管不知那间房是何来历。第一次到门前,防盗门猫眼用纱布堵着,门与墙两三厘米的缝隙塞进了黄乎乎的胶。一推门,几条蜘蛛丝粘在天花板上,地板堆着砖块、动物粪便,粪便都已经干了。

花了两天,他收拾出这30平方米的空间,搬进6件家具,稀稀落落地摆着。

原来爱“满村子转着玩”的小喆,这时已经下不了单人床了。他下身毫无知觉,每天要更换十来片尿不湿。尿液随时可能流出来,王红军准备了10条白毯子,每条夹在尿不湿与被单之间,防止“洪水”漫到其他地方。

“养鸽子不用到地里,我才能随时照顾小孩。”王红军指了指床头晒着的3条白毯子。

他自己的床尾放着一个直径近1米的铁盆,盛着淡黄色的水,“白毯子每天都要洗,每条要洗好几道,最后一道的水留着,下次再用”,因为“村里没有自来水,要省着点用”。

2012年还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小喆,常让父亲哭笑不得。现在,小喆开心的时候,王红军反而难过起来,“多好的娃啊,如果没出事,现在一定更开心”。

“好好的小孩,又没有什么病,突然整个腿没知觉,这谁能受得了?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疾病,速度这么快!”

2012年7月1日,没有任何征兆,王家被恶魔选中了。

这天中午12点,8岁的小喆在院子里玩沙子。突然,他倒下了,站起,走了几步,又倒了,这回站不起来了。陈女士听到喊声,赶紧把儿子抱回房间躺下,“一摸腿,没感觉”。

王红军和陈女士2011年已经离婚,原本,儿子是趁暑假到妈妈家生活几天。

“她给我打电话,说小孩病了,正送往伊犁州的医院。”收葡萄时节将近,王红军在地里绑枝条。他放下绳子就往车站赶。

在伊犁州,医生用小锤敲了敲小喆的膝盖。一锤,两锤,腿没反应。再摸摸肚子,还有知觉。

医生拿起黑色碳素笔,在小喆大腿处标了一道1厘米长的横线。每隔一段时间,医生用10厘米金属棒在小喆的皮肤划一划,重新标记没触觉的地方。

被抬进重症监护室的小喆,头疼、腹疼、背疼,但一拍片子,头颅、肝胆、双肾等器官完全正常。

“好好的小孩,又没有什么病,突然整个腿没知觉,这谁能受得了?我脑子里想很多,想怎么会这样子,我到处问到底怎么回事,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疾病,速度这么快!”想起当时的场面,王红军语无伦次。

陈女士也难过:“小孩是你的也是我的,我愿意让事情发生吗,我会不好好照顾吗?”

“他脸色苍白。我很难受。”王红军眼皮下垂,表情回到了那个“只能发呆,只能等”的夜晚。

他坐在门外,一刻也没有睡着,不时起身趴在监护室窗户上。他知道,其实这看不到什么。

天亮了,小喆体温由36.5摄氏度一路飙升到38度。他的咽部已经充血,大小便也失禁了。

横线开始移动,没知觉的地方上升了。医院下了第一份病危通知书,这距病发不到一天。

病历的用词一个比一个扎眼:“患儿在住院期间随时可能病情发展,出现呼吸肌麻痹,出现呼吸抑制,死亡可能。”

父母决定马上送儿子去乌鲁木齐。车主坚持人满才发车,王红军一咬牙,把全部座位都买了。

从此地去乌市将近10个小时。担心司机犯困,他们不断聊着天。司机问小孩怎么回事,谁也答不上来。后座上,小喆躺在妈妈身旁,插着尿管,直喊背疼。

7月3日早上5点8分,乌鲁木齐一家医院收治了小喆。

横线逐渐爬到肚脐以上了。家人又被塞了两张病危通知书。

“小孩最近打疫苗了吗?”医生问。陈女士答没有。王红军不知道医生为什么问这个。

熬过28天,横线终于停在了肋缘,与心脏只剩3根手指距离。医生告诉他们,孩子得了急性脊髓炎,现在病情稳定,“没什么可以治疗了,双腿只能做些康复训练。”

曾经的一家三口并不死心,他们继续飞往北京。小喆已经没法坐了,他下身没有知觉,好像悬空着,如果不牢牢撑住座位扶手,身子就会下滑。

王红军叹了口气,当时,积蓄差不多花光了,机票钱都是借的。

这个37岁的男人第一次离开新疆。对于首都,他现在只记得医院旁边有些使馆,还有各种肤色的外国人。而对于乌鲁木齐,他的印象停留在10年前,曾在那当保安、后厨帮忙的两年时光。

北京医生也确诊小喆患急性脊髓炎。他被问了同样的问题:小孩最近打疫苗了吗?

“没有啊。”王红军查了家人拍照传来的疫苗接种本,最近一次定格在2008年10月20日。

他所经历的,一些人早已经历了

留守新疆的家人帮忙卖了葡萄。这一年,全家收入五六万元。王红军不知道,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卖出好价钱了。

“疫苗”这个词在他心头挥之不去。回到村里,他去学校打听,果然,一个老师说,上学期期末学生接种过腮腺炎疫苗,一支20元。小喆的爷爷奶奶也想起,“孩子说过要交20元,但没说是干什么”。

2012年6月12日下午,这支由浙江卫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减毒活疫苗,顺着针筒缓缓流进了小喆体内。接种是霍城县政府组织的,据称采取“知情、自愿、自费”的原则。

疫苗与孩子得病有没有关系?高中只读了一年的王红军没有想到,接下来的一年半,他掉进了这个医学漩涡。

拿到第一份“结论”是2013年5月,差两个月就是儿子病发一周年。这张抬头印着“伊犁州疾控中心异常反应调查组专家组合议结论”的纸,歪歪扭扭地手写了12行字,结论为“与‘腮腺炎疫苗接种’无关”。

王红军上网搜索资料,意外找到一个疫苗异常反应患儿家长的QQ群。群友来自贵州、湖南、山西等地。

“没想到有这么多人,两三百人。哎呀,现在有473人。”2016年1月,王红军翻着手机叫出声来。他屏蔽了大部分QQ群,只有这个群,还有一个医疗事故群,不断弹着消息。

他所经历的,一些家庭早已经历了。在公益志愿者、贵州家长苟先芬的印象里,几乎所有疾控中心都会先做鉴定,“结论多半是‘无关’‘偶合"。

《南方都市报》也曾统计,接种疫苗后出现异常反应家庭,80%以上都被判定生病和疫苗无关。

“如果你认真写,真的‘无关’,我也认了。”今天提起那张“结论”,王红军还忍不住提高嗓门,“就12行字,把儿子基本情况、病情抄了一遍,什么分析也没有。”

活了快40年的他,突然连小孩日常姿势要怎么摆都白了。小喆早先躺着,但他很快发现,尿渍经常淤在皮肤上,而且躺着不能干别的事。

后来,王红军在小喆床边固定了两个扶手,让他抓住,撑起身子“坐”在床上,可没一会儿就背疼。他又给小喆配了轮椅,可没多久,屁股开始长起褥疮。

儿子最终卧着。每天醒来,他头一撇就可以看到电视。双肘撑起上身,还可以看书、吃饭。久而久之,这个胖乎乎的少年,肘磨出了茧。

“整个家都毁了!”他的心被扎了一下。儿子成绩一般,但未来,也有可能是一个大学生,是一个很有贡献的人,“谁说农村的孩子永远就在农村?”

5个月过去了,2013年10月,伊犁州医学会给了王红军第二份鉴定。这次有8页纸,他一页一页翻,末尾结论印着“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”。

这回,轮到疫苗生产企业不同意了。隔了4个月,新疆医学会做了第三份鉴定,结论变成“不能排除异常反应”。

王红军拿起电话就问:“要么是异常反应,要么不是,什么是不能排除呢?”一个平静的男声答:“这是术语。”后来,又有人私下解释:“不能排除有关,意思就是有关。”

他相信地挂了电话。

QQ群继续有新家长入群,对话每次都在反复:鉴定是有关、无关、不能排除,还是偶合?小孩什么病,现在状况怎么样?王红军很少发言,“我不太懂”,他又对着报告琢磨,早知要接种这个疫苗,他肯定拒绝。

然而,谁都无法预料,“恶魔抽签”会不会抽到自家。

没有和王红军商量,卫生局直接对疫苗企业作出处理决定,补偿25万元

2014年3月,王红军找到了霍城县卫生局。他原以为,有了鉴定,事情会好办得多。

群里的一些家长暗暗觉得可能没这么顺利。

直到今天,王红军捏着霍城县卫生局两页纸的处理决定,依然一肚子怨气,“没有和我商量,卫生局直接就对疫苗企业作处理决定了”。

按照这份处理决定,王红军家可以拿到残疾生活补助费25万元,医疗费用凭据支付,伤残用具凭医疗机构的证明计算。

苟先芬也从贵州当地卫生部门拿到了一份补偿协议。不同的是,卫生部门曾与她协商,双方最终签订的是协议,而不是单方作出的决定。小孩病情相近,她获补偿133万元。

从未进过法庭的王红军,此刻被推到诉讼的起跑线上。

彼时,儿子病发快两年,王红军的葡萄仿佛也受到疾病感染,显现颓势。2014年除夕,王红军从新疆跟车到福建,处理2013年来不及卖的葡萄。他记得,还没出新疆,司机就下车放了一串鞭炮庆祝过年。

此行王红军共拿到10万元,除去3万元车费,2.7万元冷库钱,入场费7000元,还有3万元是代别人卖的,七七八八扣下来,自己只剩两万元多了。

“2014年更不行了。”王红军叫苦,葡萄卖价继续下跌,他连农药钱、化肥钱都欠着。

葡萄好像真的和他较上劲了,那两年,每卖一回,几个月后儿子的腿就骨折一次。他猜,可能是骨头变脆了,儿子上身移动的时候伤了腿;他又自责,是不是给儿子翻身擦洗的时候太用力,扭到了骨头。

这些猜测没有结论,每一次,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的腿肿起,再送到医院打钢板。打了两轮之后,儿子的腕、膝关节像卡住一样,任王红军怎么摇也动不了。

2014年秋天降临的时候,这个农民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判决书。霍城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,王红军家共可以获得120万元补偿和补助。该金额比县卫生局的决定多了数倍。

王红军觉得太少,上诉;企业觉得太多,也上诉。

2015年2月,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裁定,一审判决程序违法,适用法律错误,撤销判决,发回重审。

2015年7月,霍城县法院一审再次判决王红军获得补偿补助136万元。

“算了,就这样吧,先给孩子看病吧。”王红军决定不上诉了。

企业上诉了。他们认为,自己生产的疫苗合格且经过国家批准,不存在过错。

他们还有一个理由是,行政机关已作出处理决定,如果法院也判决,将出现一个纠纷产生两个发生法律效力文书的局面,“但两个结果的赔偿(应为‘补偿’——记者注)金额相差达4倍之多”。

事情还在拖着。法庭之外,每当王红军看到医疗广告,无论扎针还是敷药,总会多瞧两眼。一家医院曾说推出了针对脊髓炎的“干细胞疗法”,王红军跑过去,问:“能不能我把钱掏了,你保证小孩恢复部分功能,哪怕大便或者小便恢复正常?”

“没保证。”

“那多少钱?”“十几万。”

“如果都没效果,退不退钱?”“不退。”

他本想多问会儿,但算了算家里的钱,还是默默离开了。

二审法院撤销了136万元补偿补助,他找县卫生局,卫生局代理人劝他申诉

韩家庄子村陌生的新家里,一切陷入循环。

每天起床,王红军打开8年前买的电脑,给儿子播租来的电视剧光碟。他往锅炉加火,让屋子更暖一些。接着,他到隔壁鸽舍,抓了好几把玉米喂鸽子。

太阳升起一两个小时后,合伙人的妻子带着她的3岁小孩进屋了。除了王红军,小喆只和这对母子说话,其他人一来,他便低头不语。要在过去,如果认识,他准会叫出名字。

“小喆喜欢和我在学习机玩魂斗罗,总是他赢得多。”合伙人的妻子说,有时,他也爱对着手机自拍,或者在葫芦上画画。

在这住了4个月,2016年1月18日,伊犁州分院二审再次撤销原判,驳回王家的起诉。

法院认为,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。理由是,《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》规定,受种方可以请求接种单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处理,并且应当给予一次性补偿。

在法院看来,小喆发生疫苗异常反应的事实已由霍城县卫生局确认,其补偿应由该局处理,法律规定具有排他性,故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。

然而,受访法学学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,县卫生局针对补偿作出的处理决定,并非行政处罚,不影响法院受理民事案件,只不过,判决要考虑已经支付过的那部分补偿。

“虽然说有点心理准备,但还是挺意外的。”消息传到QQ群,苟先芬感慨。

王红军说,当他回县卫生局商量解决问题时,卫生局又试图把他推回法院。

1月25日,中国青年报记者随王红军再次前往霍城县卫生局。上午11点,王红军开着借来的破车,接上卫生局委托代理人,朝该局驶去。

代理人上车,马上掏出手机,翻出一篇报道,逐字念了起来:“你看,你找的律师、记者都建议你去法院申诉,你去申诉吧。”他说,如果申诉,卫生局可以提供经费。

“申诉失败怎么办?”到了办公室,王红军问。代理人说,失败了,卫生局就跟县里汇报,“现在给政府没法汇报,因为程序还没走完”。

一旁的医政科主任说话了:如果想在卫生局解决,依旧是按照2014年4月的处理决定,如果不同意,可以走行政复议。

“25万的那次?”王红军裹了裹旧羽绒服,转着桌上的笔,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
他下楼,钻进了破车,狠狠关上了门。

他害怕去法院了。家里老人事发后经常流泪,睡眠也少了,但开庭时从不旁听,“我们是农民,你和公家搞,搞不过的。”家里老人担心,“对你不好。”

他总是坚持:“有这笔钱,我能找一个护理,照顾好他,或者让他去医院做个康复,让他在有生之年开心快乐就好,让他心里不遗憾,好歹我这个做父亲的没有放弃他。”

“可是我现在拿什么给他治疗?我也想让他好好治疗,不管希望大不大,只要有希望。”王红军父子在棚房里过完了2016年春节。

临睡前,他又掏出枕头下压着的520页的书,书名《人性》。他一下翻到第127页,上次看完折起的地方,“人性,我想看看,书里面说得准不准”。

曾经,有人告诉他一个“土办法”:把瘫痪的孩子带到县卫生局门口,闹一闹,说不定补偿补助就来了。

王红军拒绝了,他说:“我要守法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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